闻“汛”而动 中国太保产险丽水中支筑牢安全守护网

本刊(běnkān)记者 王红茹 宋杰 |北京、上海、浙江等地报道 5月(yuè)30日，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一片繁忙景象。一辆辆装载着义乌日用百货、服饰(fúshì)、光伏组件等货物的集装箱卡车往来穿梭(chuānsuō)，有序排队等待卸车作业。 作为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(liányùn)的首条班列(bānliè)，“义乌—宁波舟山港”集装箱海铁联运线路自2009年2月正式开通后，便源源不断地将“世界(shìjiè)工厂”义乌的货物输送至港口。 随着国内大循环战略加速落地，区(qū)域经济联动需求持续释放，宁波舟山港对港口腹地的带动(dàidòng)也在(zài)扩围。过去，传统的港口腹地在300公里以内，服务(fúwù)区域(qūyù)只限于本省或周边邻近省份。海铁联运开通后，港口的腹地拓展到了西安、重庆等内陆地区和新疆阿拉山口口岸，这些地区的货物可以借助铁路(tiělù)直达港区。当前，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业务已辐射至全国16个省（区、市）的67个地级市。 5月15日，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(guónèi)(guónèi)大循环工作推进会，强调要把发展(fāzhǎn)的战略立足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，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(hé)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，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，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。 在当前全球供应链持续波动、外部需求不稳的背景下，充分发挥我国14亿人口超大(dà)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，通过做强国内大循环(xúnhuán)，不仅能够有效对冲(duìchōng)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，更能为经济转型升级开辟新的发展(fāzhǎn)空间。 宁波舟山港海(gǎnghǎi)铁联运作业 对冲国际(guójì)循环的不确定性 深圳市麦祺佳家居(jiājū)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莉依然记得2020年疫情暴发(bàofā)时公司面临的困难。 “当时确实很焦虑。我们原本主要(zhǔyào)依靠线下展会和客户到访等传统模式(chuántǒngmóshì)开展业务，但(dàn)疫情让这些方式难以维系。为了应对困境，我们不得不转型(zhuǎnxíng)线上渠道。”王莉(wánglì)向本刊记者介绍，考虑到公司以出口业务为主，他们首先开通了阿里国际站；同时为拓展国内市场，也同步入驻阿里巴巴国内平台。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，各国相继采取(cǎiqǔ)边境封锁、停工停产等措施，我国外贸遭受重创。海关总署(hǎiguānzǒngshǔ)发布数据显示，2020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(chūkǒu)下降11.4%。 在此背景下，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时度势(shěnshíduóshì)，明确提出“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(yōushì)和(hé)内需潜力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(fāzhǎn)格局”这一重大战略部署。 “当时(dāngshí)，一是疫情(yìqíng)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，二是美国技术封锁加剧，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外需(wàixū)市场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。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。 面对外需市场的不确定性，5年来，中国通过激活内需潜力(qiánlì)构建新发展动能，充分发挥了内需为主导、内部可(kě)循环的大国经济独有优势。 “首先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。我国(wǒguó)拥有1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，2020年网络零售规模达11.8万亿元，稳居全球首位，展现出强大的内需潜力。 其次是完备的产业体系支撑。作为全球工业(gōngyè)体系最完整(wánzhěng)的国家，2020年我国已形成41个工业大类、666个工业小类的完整产业格局，是联合国产业分类中(zhōng)唯一拥有全部(quánbù)工业门类的国家。这些(zhèxiē)结构性(jiégòuxìng)优势表明，我国通过前瞻性的战略谋划，已经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打下了坚实基础。”赵忠秀说。 近期，国际形势风云突变。2025年4月(yuè)，美滥施关税对中国出口施加新的压力。这更加凸显中国加快(jiākuài)构建“以国内(guónèi)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”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。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。在现在召开此次(cǐcì)会议，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(yìyì)。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(quánguózhèngxié)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对本刊记者分析，当前重点强调做强国内大循环，主要(zhǔyào)基于外部环境的高度(gāodù)不确定性(bùquèdìngxìng)。通过强化国内经济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来应对外部风险，是我们的战略选择。 “在坚持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同时，必须突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，依靠其稳健性和(hé)可持续性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。”黄群慧(huángqúnhuì)说。 “四个方面”推动(tuīdòng)国内大循环质量跃升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(gōngzuò)(gōngzuò)推进会，明确提出做强国内大循环有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冯俏彬向本刊记者形象比喻道：“这(zhè)四个方面对于经济健康运行(yùnxíng)来说，每个都至关重要。” 具体来说，一是资源要素的高效(gāoxiào)配置。建设全国统一大(dà)市场，核心在于破除地方(dìfāng)保护主义，消除市场壁垒，实现商品、服务、资本、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。 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(chǎnyè)创新的深度融合。强调科技创新要突破(tūpò)实验室的局限(júxiàn)，加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和市场价值；同时产业升级要主动对接新技术，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。 三是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完备。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，目标是构建自主可控、安全可靠的产业生态，确保国内经济(jīngjì)循环(xúnhuán)畅通无阻，增强经济韧性和抗风险能力(nénglì)。 四是供给和(hé)需求(xūqiú)的动态平衡。实现供需动态平衡，关键是要建立(jiànlì)精准对接的市场机制，使供给端能够及时响应需求变化，避免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的现象。 “这四个方面环环相扣，共同构成了国内(guónèi)大循环的核心支撑体系。做好(zuòhǎo)这些工作，有利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”冯俏彬说。 黄群慧认为，国内大循环建设之所以重点聚焦这四个(sìgè)方面，正是因为这些方面既(jì)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堵点，也是亟待突破的深层次难题。 从体制机制层面(céngmiàn)看，区域间生产要素(yàosù)流动(liúdòng)受阻是突出矛盾。“一些地方为追求本地经济增长，人为设置(shèzhì)市场壁垒，导致商品、资本、人才等要素难以跨区域自由流动，严重制约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实现。”黄群慧说。 从创新驱动分析，原始技术创新不足构成(gòuchéng)重要瓶颈。“虽然市场需求明确，但由于基础研究薄弱、转化(zhuǎnhuà)机制(jīzhì)不畅等体制性问题，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仍然受限。”黄群慧说。 “这四个方面具有(jùyǒu)内在逻辑关联：统一大市场建设解决‘循环不畅(chàng)’问题，科技产业融合破解‘创新不足’困境，产业链供应链完善保障‘循环安全’，供需动态平衡实现‘循环质量’。其中，创新驱动是根本动力，要素市场化改革(gǎigé)是制度基础，二者(èrzhě)共同构成了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的双轮(shuānglún)驱动。”黄群慧如此理解。 赵忠秀从战略(zhànlüè)提升谈了这四个方面的重要性。 他认为，当下强调做强国内大循环，标志着(zhe)这一战略的深化升级，是在发展新质(xīnzhì)生产力框架下，着力推动经济循环从规模扩张(kuòzhāng)向“好不好”的质量跃升。 “虽然同样是依托超大规模(chāodàguīmó)内需市场优势，但(dàn)当前做强国内大循环具有新的(de)时代内涵。我们不仅要扩大市场规模，更要通过创新驱动提升供给质量，以优质供给创造新需求(xūqiú)，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，这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。”赵忠秀表示。 针对国内(guónèi)大(dà)循环在现阶段愈发重要的战略地位，受访专家普遍认为，做强国内大循环，需要依靠(yīkào)供给侧的创新和需求(xūqiú)侧的扩大形成“双驱动”。同时，要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，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。 武汉光谷(guānggǔ)数字经济产业园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参观者在(zài)观看脑机接口技术产品展示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科普馆(kēpǔguǎn)迪空间 供给侧：创新破局，提升(tíshēng)质量和能力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(de)背景下，我国正将(jiāng)创新驱动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力。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(shùjù)显示，2024年，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(R&D)经费投入为36130亿元，同比增长8.3%。创新投入持续加码为经济高质量(gāozhìliàng)发展奠定基础(jīchǔ)。 从实践层面看，各地各部门正多措并举推动原始(yuánshǐ)创新和创新策源地(cèyuándì)建设。 “十四五”规划和(hé)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“支持北京、上海(shànghǎi)、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(zhōngxīn)”。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中、科教(kējiào)资源丰富的北京、上海等地积极落实中央政策，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汇聚、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，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。 比如，北京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(qiánghuà)科技创新(chuàngxīn)策源功能，“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，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央地协同创新体系，大力推进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等九大专项攻关行动(xíngdòng)”。 上海2025年政府(zhèngfǔ)工作报告强调(qiángdiào)增强科技创新能力，“围绕细胞基因治疗、脑机接口、6G、量子计算、聚变能源等(děng)战略前沿领域，强化前瞻性、战略性、系统性、带动性研究布局”。 此外(cǐwài)，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。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(zǒngshù)达46.3万家，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企业达16.9万家，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。以华为、比亚迪为代表的领军企业，在5G通信(tōngxìn)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，带动相关(xiāngguān)产业升级。 “当前科技创新(chuàngxīn)呈现3个新特征：一是从跟跑模仿向原创引领转变，二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创新升级，三是从技术开发向产业(chǎnyè)应用(yìngyòng)加速拓展。这些变化将显著提升有效技术供给质量和能力，为(wèi)中国创新发展提供(tígōng)持续动力。”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融合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对本刊记者说。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，我国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(de)有效(yǒuxiào)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。尽管如此，目前(mùqián)仍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“卡脖子”问题。 在穆荣平看来，实施创新(xīn)驱动发展(fāzhǎn)战略需要重点(zhòngdiǎn)把握三个关键：一是锚定科技创新主攻方向(fāngxiàng)，持续加大前沿引领(yǐnlǐng)技术(jìshù)研发投入，不仅要着眼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，还要着眼于开辟未来(wèilái)技术研发新领域新赛道，持续增加有效技术供给；二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培育技术革命引领的未来产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增加有效技术需求；三是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，强化高水平技术供需双方的系统耦合，构建创新发展生态系统。 需求侧：挖消费潜力，促良性循环(liángxìngxúnhuán) 从(cóng)高标准农田建设、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(gǎizào)如火如荼开展，到城市污水(chéngshìwūshuǐ)管网改造、沿江高铁等(děng)重大项目开工；从汽车、家电等消费品销售快速增长，到企业自动化、智能化改造升级提速……2024年我国大力实施“两重”和“两新”政策以来，激发了内需潜力，有效拉动(lādòng)了经济增长。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明显(míngxiǎn)。5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(fābù)数据显示，4月份(yuèfèn)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174亿元，同比增长5.1%，环比增长0.24%。其中，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大幅(dàfú)增长，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和支撑作用明显。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力(jiālì)扩围带动(dàidòng)下，4月份，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(lèi)、文化办公用品类、家具(jiājù)类、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8.8%、33.5%、26.9%和19.9%，均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。 “大力提振消费，有利于有效应对外部挑战、畅通国内大循环、推动(tuīdòng)经济向好，也有利于改善民生、增强发展活力(huólì)。”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、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国新办(guóxīnbàn)新闻发布会上表示。 但扩(kuò)内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不少，尤其是在促消费层面。 黄群慧深入剖析了(le)扩大内需的内在逻辑：“在讨论投资与消费(xiāofèi)的关系时，我们往往忽略了就业和收入(shōurù)分配这两个关键传导变量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链条：投资创造就业机会，就业带来收入增长，而收入水平直接决定消费能力，消费需求(xūqiú)又会引导新的投资方向。” 黄群慧特别强调，当前(dāngqián)我国消费率较发达国家低约20个百分点，消费不足(bùzú)已成为经济(jīngjì)发展的突出短板。现阶段政策的重点聚焦提振消费，具有现实的必要性，但这并非否定投资的重要性。 “我们正在着力推进的是‘有效投资(tóuzī)’。这类投资具有双重效应：既能直接拉动就业增长和居民收入提升，又能为(wèi)消费扩容升级创造基础条件(tiáojiàn)，最终实现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。”黄群慧说。 冯俏彬认为当前制约国内大(dà)循环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之一在于消费需求不足。“居民消费意愿走低，直接(zhíjiē)抑制了经济内生动能的释放。” “破解这一(zhèyī)难题的根本出路，在于将经济发展成果更多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。”冯俏彬建议，可推进三(sān)方面改革： 首先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(gǎigé)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(chūcì)分配中的比重；其次，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(jīzhì)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；再次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，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需求。 “收入分配改革是(shì)一项系统工程，需要通过持续的(de)制度创新和政策协同，最终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(xúnhuán)。只有当老百姓的‘钱袋子’真正鼓起来，消费这驾‘马车’才能成为拉动内循环的强劲引擎。”冯俏彬(féngqiàobīn)表示。 向“内需驱动+全球协同”主动转型(zhuǎnxíng) 针对近期网络出现的“国内大循环等于闭关锁国(bìguānsuǒguó)”论调，赵忠秀予以明确驳斥：“将‘以国内大循环为(wèi)主体’曲解为‘关起门来搞建设’，这种二元对立的错误认识，既是对中央(zhōngyāng)政策(zhèngcè)的误读，更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背离。” 赵忠秀分析说，作为负责任大国，中国(zhōngguó)正在通过提升国内(guónèi)经济循环质量，实现与国际市场的(de)更高水平对接。“开放发展不是选择题(xuǎnzétí)，而是新时代的必答题。就像建造现代房屋(fángwū)，既要夯实地基（国内大循环），也要开门开窗（国际循环），这样才能在抵御外部风险的同时保持发展活力。” 对外开放40多年来，国际循环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。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(dà)经济体，通过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合作，实现了经济实力(shílì)的历史性跨越(kuàyuè)。 从对外贸(wàimào)易总额来看，外贸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(de)重要引擎。2024年我国外贸首次突破43万亿元大关，同比增长5%，连续第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。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地区的产业(chǎnyè)集群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，培育出大批具有国际(guójì)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。 从产业(chǎnyè)转型升级看，国际循环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。通过引进、消化吸收、再创新(chuàngxīn)，我国在高铁、核电、通信设备等领域实现(shíxiàn)从跟跑到(dào)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。就拿新能源汽车来说，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641万辆，其中(qízhōng)新能源车出口首次突破200万辆。国产新能源车直接把中国汽车产业带上了国际舞台。 从企业层面看，外资企业(wàizīqǐyè)为中国(zhōngguó)经济注入了活力。截至2024年底，外商累计在华(huá)投资设立的企业超过123.9万家，实际使用(shǐyòng)外资20.6万亿元(wànyìyuán)人民币。在华的外资企业贡献了近7%的就业，1/7的税收、约1/3的进出口、1/2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，既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(zhòngyào)组成部分，也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桥梁纽带。 同时，中国也在通过(tōngguò)进博会、共建“一带一路(yīlù)”等开放平台，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(guójì)环境，我国主动调整发展策略(cèlüè)，2020年即已提出“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(xiānghùcùjìn)的新发展格局”，当前又强调“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，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(qiānyǐn)国际循环”。在赵忠秀看来(kànlái)，这是中国(zhōngguó)经济从“出口导向”向“内需驱动+全球协同”的主动转型，背后既有国际环境剧变的倒逼，也有国内发展阶段升级的内在要求。 如何以高水平(gāoshuǐpíng)对外开放加快构建(gòujiàn)新发展格局？赵忠秀提出以下三点建议：“一是构建产业链安全保障体系，二是深化共建‘一带一路’开放合作，三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(tǐzhì)。” “这三个方面相互支撑、有机统一(tǒngyī)：产业链安全是基础(jīchǔ)支撑，共建‘一带一路’是重要平台，制度(zhìdù)型开放(kāifàng)是制度保障。通过系统推进这三个维度的工作，可以形成‘安全可控的产业链+高质量的开放合作+高水平的开放制度’的良性循环。”赵忠秀说。